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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西班牙语专业创建60周年|沈石岩:西班牙语

文章来源:    时间:2021-02-28

 

  北京大学西班牙语专业创建于1960年,1978年起设立硕士点,1999年设立博士点,是目前国内仅有的“西班牙语语言文学”博士点。老一辈教师蒙复地、刘君强、周素莲、沈石岩、徐曾惠、赵振江、赵德明、段若川、段玉然,学术中坚陈文、丁文林、王平媛、韩水军、王军等,培养出大批西班牙语人才,在教育、文化、外交、翻译、军事、贸易、新闻等诸多领域发挥专业优势,各有建树。

  北京大学西班牙语专业的创建、完善和发展是中国西班牙语语言文学教育、研究和翻译发展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记录着中国与西班牙语国家越来越紧密的交流和交往。

  今年是北京大学西班牙语专业成立60周年,北大西葡语系(2007年成立)特邀系友撰写回忆文章,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2011年1月6日,王东亮、罗湉、史阳对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西班牙语语言、文学教授沈石岩先生进行了访谈,以下为口述内容整理成文。

  沈石岩(笔名罗加,1933-2017),浙江绍兴人。1979-1999年任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会长。1957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西法文系西班牙语专业。1962-1965年在古巴哈瓦那大学文学院进修西班牙语国家文学。长期从事西班牙语言、西班牙文学等教学和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二十世纪欧美文学史》(合著。西、葡、拉美文学分支编委),《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合著,西、葡、拉丁美洲文学分支编委),《欧洲文学史》(新编,合著,编委),《埃切加赖》(20世纪文学泰斗丛书)。译有埃米里奥·罗梅罗的《秘鲁新地理》(商务印书馆,合译),巴西作家格拉西利亚诺·拉莫斯的《枯竭的生命》,佩雷斯·加尔多斯的《玛利亚内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米·阿斯图里亚斯的《危地马拉的周末》、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何塞·埃切加赖的《伟大的牵线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帕斯的《超现实主义》,邦巴尔的《树》,米·埃尔南德斯的《人民的风将我托起》,赫·戈·桑托斯的《静思姑娘》(合译)等。

  我于1953年从北京汇文中学毕业,我在汇文中学从初中到高中读满需六年。我在初中学的是英文,高中时因为解放了,要向苏联学习,就改学了俄文。毕业之后,因为平时很喜欢文科,就报考了当时的北京外国语学校,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我毕业那年,正逢外国语学校开始从高中毕业生中选拔学生。当时外国语学校负责招生工作的老师到各个中学了解毕业生情况。他们认为符合其条件者,就动员他们报考该校。汇文中学就动员我去报考。前来招生的杜老师对我说,“为什么要招你们去?因为新中国成立后,旧有的外交官都不便于使用了,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外交官,我们很需要你们来报考。”解放后我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诸如抗美援朝的宣传活动,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等),并在高中三年级时加入了中国。当时自己打算报考文科院校,但是哪所院校尚未考虑好,学校就动员我,希望我能够报考北京外国语学校,于是我就把它放在报考院校的第一志愿。

  北京外国语学校最初的校址设置在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旁边的、俗称“西苑大院”里,即中直路100号颐东苑。我们这批1953年入学的学生是它招的头一批高中毕业生。在此之前,外国语学校也招过学生,但他们是1951年响应党的号召,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参干”学生。我入校一年以后,北京外国语学校迁到现在的魏公村附近的西三环北路,改称北京外国语学院。1959年与俄语学院合并。1980年后直属教育部领导。1994年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而当时只有四个语种两个系,即英文系和德西法文系。我报到时才知道,在没有征求考生意愿情况下,我被分配在德西法文系西班牙语专业,这多少有点象“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了。其实当时我对西班牙一无所知。我祖父告诉我,在很早以前的旧中国,西班牙不叫西班牙,而被称之为“日斯巴尼亚”(我觉得这个叫法却很贴近于西班牙语的发音),但这个名称过去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其实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西班牙语专业当时还没有成为一个系,它是1952年末才开始筹办的。它和我们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一样,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年扩大才形成今日的规模。它使用了两个办法创办这个新专业:一个途径是从法语教师中抽调人改学西班牙语,然后再来教。北大也是从法语专业抽调了几位老师改学西班牙语,然后开始教赵振江教授当时所在的这个班的。这是因为法语、西班牙语属于同一个语族,它们比较相近么。另一个途径是从社会上物色西班牙语人才。当时受命参加筹备这个专业的是柳小培老师(后曾担任西班牙语系系主任)。他是从该校法文组抽调出来的党员教师。他会同懂西班牙语的、起义外交官王勰老先生一道创办这个新专业。

  与此同时,还从北京外国语学校法文组(那时还不叫法语系)抽调两位教员改学西班牙语。其中一位是越南华侨岑楚兰,她是我的启蒙老师。另一位叫肖振吉。由于我在中学留校工作了一段时间,我迟报到两个月,错过发音阶段的学习,是岑老师帮我恶补发音课,然后跟班上课的。

  此外,学校还请来孟复先生任教。我称他为恩师,因为他不仅传授给我西班牙语知识,还教我如何做学问、做人。他不仅懂西班牙语,还擅长英语,是一位很有学问的教师。后来他担任德西法文系西班牙语教研室主任。孟先生开过三门课:西班牙文学史,翻译课(中西文互译)和语法课。岑老师讲西班牙语语言基础课。我本来对西班牙及其文学一无所知,但是孟先生讲授的西班牙文学对我影响很大。他曾在外交界工作过,口才好,讲课生动活泼。他所传授的东西,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所以很喜欢学,认真整理笔记。北京外国语学院原来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外交人才,所以其课程设置都是为此目标服务的。它的课程设置和课时比例安排上与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完全不同。

  我们要学“国际关系史”,这是一门必修课,实际上就是苏联外交史。当然“联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也都是必修的。国际关系史是由外交学院的石磊教授讲授。当然,主修课程还是西班牙基础语言的训练。此外中文课也是必不可少的,并且要求学习三个学期。总之,西班牙语的语言基础是在北外打的,与此同时我的汉语水平也跟着巩固提高了一些。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寻找机会多听听其他我感兴趣的课程,诸如西方文论方面的课程。但是当时没有这个条件。

  高年级的语言课程都是由外国人讲授。他们是从苏联聘请来的三位西班牙语教师。他们是在1939年西班牙内战中共和派战败后逃到苏联,并由苏联培养成才的西班牙知识分子。因为新中国需要培养西班牙语人才,我们国家通过党的关系请他们到中国从事教育事业。一位叫梅连多,讲授语法课,另一位叫玛利亚·莱塞阿负责高年级的西班牙语语言课。这是一对西班牙夫妇。还有一位叫卡尔沃的精读课老师。她后来被调到外交学院任教。他们都具有苏联副博士头衔。总之,我的西班牙语基础都是由上述这些中外老师帮助夯实的。

  通过这些年的学习,从对西班牙语的一无所知,到逐渐认识到它在世界人民交往中的重要位置(它是联合国的六个工作语言之一,除了西班牙本土外,还是美洲的18个共和国的人民所操持的语言)。同时也逐渐亲身体会到我所学的这个语言的特点,即毕生献身于反对专制体制的西班牙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卓越的演说家埃米略·卡斯特拉尔(1832-1899)在接纳他为西班牙皇家语言科学院院士的大会上热情洋溢地赞扬的西班牙语的溢美之词:“西班牙语来自不同而交错的根源,具有多样而和谐的音调;拟声富有音乐性,可以使人对不认识的字也能猜出它的涵义;柔和之处有如最轻柔的乐曲,而洪亮之处又如震耳欲聋的巨雷……它有灵活自由的句法,可以构成无数的搭配,而使每一个作家都能独创一格而不致损及文学的完整。”在学习、教学工作过程中我也体会到,西班牙语词源复杂,词汇异常丰富,地道的民族成分繁多,而句法又十分灵活,大有回旋余地,当然也带来难以驾驭的难处,从而也引发了自己深入挖掘的浓厚兴趣。

  我于1957年毕业。那年由于“反”的关系,几乎半年没有上课,我们的外语学习时间实际上也就是三年多一点(其中还包括1956年中共召开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期间,我被借调到八大的翻译处西班牙文部服务月余)。在这三年的时间里基本上没有太受政治运动的干扰,达到夯实语言基础的目的。毕业分配时下达了用人单位名单,告知哪些单位要人。我们班25位同学就互相协商。名单里的用人单位基本上都在北京,只有一个外地名额,是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其实大家都想留在首都工作,我也一样。但是我很喜欢教学或者科研工作,于是在协商的基础上,我报名去南洋研究所了。可是下达的最后分配名单里取消了南洋研究所,而是换上了北京大学的“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它相当于现在的北大“对外汉语教育学院”。于是我就被分配到北大来了。

  北京大学从北外四个语种两个系的毕业生中录取了10名。西班牙语毕业生只有我一个人,而英语、德语、法语专业的毕业生就相对多些。我们的任务主要是教留学生汉语,需要时在生活上对他们加以关照。当时讲西班牙语的留学生很少,因为新中国刚刚诞生不久,尚缺乏正规的外交渠道交换留学生,即使有一些,那也是通过兄弟党或进步组织送来学习的。这时我已经清楚知道自己的未来目标是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在这方面多亏北京外国语学院给我打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而北大使我扩大了知识面。那时候北大的学习环境良好,学术气氛相对而言也还是比较宽松自由的,我可以根据需要随意选课旁听。像林焘先生的汉语,朱德熙先生的语法,高名凯先生的普通语言学都使我获益良多。留学生班的领导也鼓励我们去听课,这也是教学互补。此外我还听过当时作为北大西语系学生必修的“中国文学史”,尽管没机会听到“欧洲文学史”,后来我还是找到教材自学。所以我觉得在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工作期间,我从北大汲取了不少滋养。对我来说,西班牙语的基础是在北外打的,而北大使我的基础又更加牢靠一些,知识面更广阔一些,可以说,受益匪浅。

  我前后教过古巴、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巴西等国的留学生,也教过非洲留学生。我在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工作到1960年。其间1957年下放到门头沟区斋堂乡火村大队劳动一年多。

  1960年我的命运又发生了转变,因为根据教育部的指示,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要从北大分出去,我们这些教师都要跟着迁出北大。现在的北京语言大学就是以这个专修班为基础而扩建的高等院校。它先搬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西院,后来才迁到原矿业大学旧址那里,直属教育部管辖。而这时正好赶上美国后院着了火。1959年1月1日,古巴卡斯特罗夺取了政权,古巴革命成功,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可能当时北大的校系领导考虑到作为一个西方语言文学系不能够没有联合国六个通用语种之一的西班牙语专业。从这方面考虑,再加上国际形势的变化,决定设立西班牙语专业。所以就从法语教研室把蒙复地(“”中自杀)、刘君强两位法语老师调出来改学西班牙语。随后又把我留下,调到西语系。并于1960年招进第一届学员。当时我们这个教学小组被安排在法语教研室。

  除了我们三位,新成立的北大西班牙语专业当时还有一位女老师,叫周蕙莲。她是菲律宾华侨。美西战争之前菲律宾曾经是西班牙殖民地。她也懂西班牙语,她的发音很好,于是把她也调来教西班牙语。当时就这么四位老师。我到西语系报到时,赵振江、赵德明两位老师就已经在这个班上学习西班牙语了。实际上他们已经在法语专业学了一年多的法语,由于需要让他们改学西班牙语,所以他们比60年入学的西班牙语班的同班同学的年龄稍大一些。段若川老师也是北大将她送到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代培,因为那儿是新中国西班牙语教学发源地么。代培之后才回到北大教书,而赵振江、赵德明两位教授是由北大自己培养出来的西班牙语教师。当时他们虽然是学生,但是比我到西班牙语专业还略早些时日。

  古巴“7.26”运动1959年取得政权后。1960年在哈瓦那宣布和新中国建交,并且驱逐政府驻古巴大使。两国建交后,古巴答应为新中国培养西班牙语人才。所以我到西语系担任教学工作没有多久,又被派往古巴进修学习。这是1961年年底的事情。我在古巴哈瓦那大学进修了三年西班牙语和西班牙文学。先在该校的教育学院,后又转到文学院听课进修。我主修西班牙文学,副修拉丁美洲历史。学满三年回国。

  1960年入学的第一届西班牙语学生的学制是五年。因为当时师资匮乏,在这届学生入学后就没有再继续招生。一直到1964年才招进第二届学生。这批学生有的来自于普通中学,还有的来自外院附中或外国语中学,后者的西班牙语水准较高,所以就被分为甲乙两个班,以便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由于教学工作需要,赵振江老师、段若川老师就都提前毕业了。赵德明老师被派往智利留学。1965年我们招了第三届学生。他们都是高考成绩优秀的学生。这个班由段若川和我搭档一起来教。但是教了没多久,爆发了“”,就停课闹革命了。等于说,我从古巴回来后也没有怎么正经八经地教书。

  我从古巴回国后,一直担任西班牙语教研室主任一职。后来当英语专业从西语系独立出去,单独成为一个系以后,德语的孙坤荣老师、法语的王泰来老师和我组成这个新西语系的系领导班子。若干年后又换届,形成以法语蔡鸿滨老师为系主任、德语张荣昌老师(主管研究生教学工作)和我为副系主任的新一届的系领导班子。但是这个班子没运作多久,蔡老师因健康原因就辞职不干了。在这种情况下,我除了负责原来分工的、主管本科生教学工作外,蔡老师分工的那摊子事,就又落到我的头上了。因为系行政事务过多,我分担的教学分量就不像以前那样多了。我辞掉教研室主任一职以后,西班牙语教研室主任一职由赵振江老师接替。我这个阶段主要偏重于西班牙文学课,还有“西班牙语应用文”等。后来还为研究生开过一些专题课。

  我全力以赴地研究西班牙语国家文学是从“文革”结束、“”垮台之后,参加编撰《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的编撰工作时开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王央乐,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陈光孚和我,我们三人参加了《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中的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分支编写组工作。我们参与了从立大纲、选条目、约稿件,到最后审稿定夺等具体工作。我们了解了谁翻译过什么作品,谁熟悉哪些资料,谁善于写某个条目,通过这项工作就把国内西班牙语界对文学感兴趣的人士团结起来。从而我们认识了全国高等院校、出版界、科研机关的不少界内人士。他们基本上都参加了这项巨大工程项目。可以这么说,《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使得我们这些,特别是在北京的热爱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的人彼此认识、沟通。当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借助改革开放的东风决定成立各个语种的文学研究会时,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顺理成章地成立了挂靠在外国文学研究所的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

  1979年10月在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这标志着我国对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地区的文学研究、评论和介绍工作有了一个新起点,同时也成为近数百名会员之间、会员与文艺界、出版界人士之间相互联系和交流的纽带。

  在这个会上王央乐先生被选为会长,外国文学研究所陈光孚和我为副会长。这个研究会成立之后,它对推动文学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外国文学研究所下属的各个语种分支研究会中,据说我们研究会还是比较活跃的一个。这是因为大家比较热心、团结。另外也跟当时的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有很大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1985、1986年之后出国访问人员大增,特别是文化界。他们出国后发现现在世界文学焦点却集中在拉丁美洲。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拉丁美洲这个又穷又苦的地方会成为世界文学的焦点,怎么又会出现了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新巴洛克主义。这些出去的人员中有作家、文艺界的领导,出国后增长了见识,扩大了视野。回国后就想更加深入地了解详情。出版社也看到了商机,找我们研究会合作、约稿。所有这些都鞭策我们研究会大力开展翻译研究工作。说老实话,当时的聚焦点主要集中在拉丁美洲文学这一块,而对西班牙、葡萄牙文学的关注尚未达到这一高度。当时云南人民出版社打算发行一套独具特色的出版物——拉丁美洲文学丛书。我们学会觉得这是个双方合作的好机会。其实我们和他们在1986年之前就曾经合作过,但缺乏长远眼光,出书也不够系统。1986年我们双方开始签订合同,成为合作伙伴。我们策划、约稿、审议,他们出版发行。我们陆续推荐了45部作品(包括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新巴洛克主义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除了诗歌、散文、戏剧外,还是以小说作品为主。有了这个平台,促进我们的会员们去翻译、研究,也培养出诸多译者、学者。这套丛书被列为“国家八五重点图书”。我们研究会之所以搞得比较活跃,除了依靠诸多合作的出版社的平台外,还严格执行会章的规定,基本上做到每四年举行一次换届选举,几乎每年都能召开一次学术研讨会,讨论拉美文学或西葡语文学的发展现状,各地会员前来交换意见,大家各有所获。有了这么一个研究动力和研究环境,使得西葡语文学研究得以深入开展下去。

  除了我们研究会与云南人民出版社合作出书外,我们的会员也积极参与与其他出版社合作出版文学作品。其成果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而《葡语作家丛书》则是由澳门文化司署资助、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介绍葡萄牙文学的丛书。后来又有一套名为“妇女文学丛书”。这是我在《西班牙文学史》中提到过的一批当代女作家,特别是小说家。人民文学出版社为配合西班牙文化年而设计出版的一套丛书,西文叫“半边天”,而中文称之为“她世纪丛书”。这已经是2000年以后的事情了。

  再补充一点,就是改革开放以来,西葡语文学作品之所以在国内产生影响,这与我国出版界人士的远见卓识和巨大决心分不开的。他们看到了世界上使用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的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所具有的重要性,意识到这些国家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的辉煌成就并不逊色于其他文学大国。出版界朋友的积极态度大大鼓舞了翻译工作者的热情。我们研究会也成为各家出版社在制定翻译西葡语文学作品计划的参谋和作品的推荐者,与出版界朋友始终保持着密切和良好的合作关系。我国出版界为推动西葡语国家的文学作品的翻译、评论和介绍工作的开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仅在研究会成立后的八九年时间里,国内出版了254种西班牙语国家的文学作品(其中西班牙49种,墨西哥43种,哥伦比亚38种,智利32种,阿根廷26种,秘鲁18种,委内瑞拉14种,古巴12种,乌拉圭12种,尼加拉瓜6种,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玻利维亚各一种。此外,还出版了42种葡萄牙语国家的文学作品(其中葡萄牙13种,巴西29种)。换句线种西班牙语国家文学作品,近5种葡萄牙语文学作品。在这个阶段有关这两个语种的文学作品的评论、介绍文章发表了近180篇。由此可见,西葡语国家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和评论工作在短短的几年里蓬勃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在中国的文艺界和读者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1989年在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成立十周年之际,我们出版了一部论文集:《世界文学的奇葩——拉丁美洲文学研究》(旅游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个集子可以说是一面小小的镜子,从中反映出这十年来我国西葡拉美文学研究工作者的一丝辛劳。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很像是在移花接木,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可见移植之艰难。但是西葡拉美文学之花毕竟在中国土壤上开花结果了。这与花匠们的精心培育与辛勤劳动分不开的。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前所长刘再复先生在《笔谈外国文学对我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一文所指出的那样:他认为,“在‘五·四’现代文学中,拉丁美洲文学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在新时期文学中,特别是1985年之后,以加西亚·马尔克斯为代表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和巴尔加斯·略萨的结构现实主义作品则产生了巨大影响。”接着他指出,上述两位“作家们的成就和他们作品的陆续传入,刺激了一些作家对父辈文化的反省,激发他们寻根的热情,使我国当代的文学创作带有更浓的文化性”,他还强调说,“这两年,文学创作界的‘文化热’思潮显然与拉丁美洲小说的冲击有关。拉丁美洲小说还给我们的作家一种启示:任何一个有创造性的作家,都应当有自己所理解的‘文学’,都应当有自己一套新颖的、对世界的认识方式……,总之,遥远的大洋彼岸传来的文学信息使我们作家在心灵获得更大程度的解放。”

  我们研究会挂靠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外文所的陈光孚先生、林一安先生都先后担任过学会的常务副会长。他们为研究会的工作,可以说是呕心沥血。尽管在一些问题上看法各异,存在分歧,但是在协商之后,我们还是能够以大局为重,统一行动。我们研究会的活动之所以办得比较活跃,如此红火,除了我们借助国际上风行一时的拉丁美洲文学热的这股东风外,还与研究会先后的几位秘书长(诸如江志方、赵德明、丁文林等先生)的精心策划与事无巨细的琐事安排有关。

  我们看到,在上个世纪——20世纪在我国出现过两次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高潮。第一次是在“五四”运动时期,特别是在鲁迅先生提出“拿来主义”的主张之后,老一代的外国文学工作者(其中有不少人,本人就是创作家)有选择地翻译、介绍了许多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涌入对新文化形成具有巨大影响,而那个时代的作家们也从外国文学作品中汲取了有益的经验。而第二次高潮就出现在粉碎“”之后,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至少可以与“五四运动”时期相媲美。可以看出,这两次接受外国文学影响的高潮都给中国文学界带来繁荣景象。而我们研究会正好借助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时机,在第二次高潮中有幸参与了这一翻译介绍工作。为什么我后来热衷于搞西班牙文学,这与孟复先生对我的影响有关系。可惜孟先生英年早逝。这本《西班牙文学简史》(1982)是他身后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的师母李葆芙女士送给我一本,可能是她知道我喜欢西班牙文学。《西班牙文学简史》是西班牙语学科中最早的一本文学史。可惜的是,孟先生只编写到“1898年一代”的作家,而活跃在20世纪文坛上的西班牙作家没有涉及到,但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经很不容易了。孟先生的英文、西班牙文的根基十分雄厚。可以说他是创立我国西班牙语专业的奠基人之一。

  我觉得我们西班牙语专业从1953年年初创办到1960年北大开始建立这个专业,它的发展过程还是比较缓慢的,培养介绍翻译文学作品的队伍更慢。50年代西班牙语的文学翻译作品出版得很少,这也符合中国的实情,因为建国后,1953年,才初建西班牙语专业,培养西班牙语人才工作刚刚起步不久。50年代末期与60年代初期培养出的西班牙语的人才尚满足不了外事交往、研究单位的需求,更谈不上形成一支西班牙文的文学翻译队伍。所以这个时期的西班牙语文学作品从其他语种转译也是必然的。就象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中国人所懂的外国文,恐怕是英文最多,日文次之,倘不重译,我们将只能看见许多英美和日本的文学作品,不但没有伊巴涅支,连极通行的安童生的童话,西万提斯的《吉诃德先生》也无从看见了。这是何等可怜的眼界。……我们现在的所有的都是从英文重译的。连苏联作品,也大抵是从英法文重译的”。

  1984年沈石岩与女儿沈浦娜在未名湖畔。沈浦娜读研期间选修父亲的西班牙课程,毕业后在出版社编辑中文和西班牙文教材

  尽管鲁迅先生关于在无直译的条件下,主张重译(即转译)的这段话是针对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情况讲的,但是也很适合解放后的五六十年代的西班牙语的文学翻译情况。到了70年代,那批解放后培养出来的、业已人到中年的、爱好文学的西班牙语毕业生,尽管从1957年到1978年的20年来,我们这批三十年代出生的人都经历了反胡风,反,“”,反右倾,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直至长达十年的“文革”灾难的洗礼,贻误了许多的大好时机。但是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中西文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推动下,天合、地利为他们创造了显示文学翻译才干的条件,七八十年代他们应出版单位的要求,翻译了大批现当代的作品和通俗畅销作品,从文学翻译角度上看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为90年代翻译西班牙古典作品作了准备,我们不妨将七八十年代视为为翻译难度极大的西班牙黄金世纪的古典作品所经历过的练笔阶段。(我并不是说当代的文学作品就会那么轻而易举地翻译出来,特别是那些新巴罗克主义流派或全无标点符号段落的新小说,并不会让译者轻松。)西语界今日业已拥有一支阵容整齐、经验丰富、实力雄厚的文学翻译队伍,所以今日翻译出版《塞万提斯全集》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了。从中可以看出只要不再胡搞瞎折腾,着意耕耘,定出成果。

  我们常说“十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呢”。在翻译质量上出现参差不齐的现象有时也是在所难免的。大家都懂得“慢工出巧匠”,“欲速则不达”的这个道理。如果翻译过于追求快,译者就不能反复研读原著,也就无法把原作的艺术意境展示出来。因为一部优秀的译文会使读者阅读的时候能像读原著一样得到启迪、感受到美的享受。此外,为我们出书的资深出版社,他们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把为争夺版权所支出的天价买断费用快速捞回而迅速组织翻译队伍,突击出书,以便独占图书市场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而是以保证翻译质量为先,在精选译者方面,还是严格把关的。因为他们谁都不希望砸自己的牌子。所以从总体上看,随着翻译经验的不断积累,再加上我们的译者都能自觉地遵守“三个对得起”(对得起原著,对得起读者,对得起自己)的译德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从整体上看,在翻译质量上最后还是有保障的。

  前面我们曾经谈过,在20世纪我国出现过两次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高潮。五四时期的作家大多数是通过直接阅读原著(或其他文字转译本)来接受外国文学的影响的。集作家、翻译家于一身的大家也不乏其人。而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出现的一代作家与五四时期作家的社会经历与生活条件不同,他们主要靠阅读外国文学译著来间接获得国外文学流派发展的信息。因此,保证中文译本的翻译质量显得尤为至关重要。正如刘再复先生所言,在新时期“由于我国整体性文化建设的巨大进步,新时期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的数量之多是空前的,真是令人接应不暇。毫无疑问,外国文学工作者对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是立下很大的功劳的。”我们研究会的会员们有幸在这新时期的接受外国文学影响的高潮中略尽一点微薄之力。

  其实塞万提斯对翻译有他自己的看法,在《堂吉诃德》下卷的第62章里,他借助堂吉诃德之口说:“任何两种语言之间的互译,都好比是反面观赏弗兰德斯挂毯,图案倒是都能看见,可是被乱七八糟的线头弄得模糊不清,不像正面那么平整光滑。……当然我不是说干翻译这一行有什么不好,……”。塞万提斯这段话,一方面证明翻译工作的艰辛所在,同时也是对那些滥译、乱译者的抨击。在该书上卷的第6章里,塞万提斯就抨击了西班牙人,赫罗尼莫·乌列阿上尉翻译的《疯狂的罗兰》,指责他使原诗的“韵味大为减色”,认为他是在“自找挨骂”。固然诗歌是有其不可译性,但是并不等于不能译,什么是翻译?实际上翻译就是对原作的解释,解释的好坏,取决于译者的译德和译才。就是我在研究会探讨翻译选题问题时,与同人们常常念叨的三个对得起:对得起原著,对得起读者,对得起自己。塞万提斯并不是对翻译工作蔑视、否认翻译工作,将它一棍子打死,对好的译作他也是大加赞扬的,书中他提及的两个译本的译者,他认为“他们精美的文笔简直使得译文和原著难以区分”。我认为,塞万提斯将翻译形象地比喻为“弗兰德斯的花毯翻到背面来看”的这种现象,只要我们大力提倡、推崇译德,不断提高译才,我们会将弗兰德斯的花毯的背面,变成名扬中外的苏州“双面绣”,即不管从哪面看,它既逼真又传神,达到“简直和原著难分彼此”的境界,这应该是办得到的。

  据我所知,参加《塞万提斯全集》翻译的译者中,有的早在学习西班牙语期间,只是出于爱好西班牙语文学,就曾翻译练笔,或者原来根本没想发表,只是为了愉悦自己而已。如果借用汽车驾驶界的朋友常用的术语“磨合”两个字来形容的话,他们已经“磨合”了十几年或几十年,积累了大量的感性认识与翻译经验。但这套全集的出版,对某些译者来说,多少有些“老来喜得贵子”的感觉,因为有的译者在这套全集出版之前,业已退休。这多少又与塞万提斯创作生涯中的某些遭遇有类似之处。塞万提斯几经创作上的失败,终于在1605年,58岁时发表了他的传世之作《堂吉诃德》上卷。他临终前的生活,与以前别无二致。尽管他的名字受到敬重,他的作品在欧洲各国的首都得到赞扬,他却依旧是个穷诗人。1616年,对文学界来说,这是一个悲惨的年头,在这一年里,世界文坛上的两颗光彩照人的彗星陨落,莎士比亚死于斯特拉夫城的农舍里,在同年同月同日塞万提斯也在马德里的破旧寓所里与世长辞。在他逝世前四天,1616年4月19日,为《贝雪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险记》写完了献词后才封笔,他逝世之前的1613年到1616年,这短短的近三年里,他拖着病弱之躯,紧张从事文学创作,笔耕不止,发表了《警世典范小说集》,《帕尔纳索斯之旅》、《八个喜剧和八个幕间短剧》、《堂吉诃德》下卷以及《贝雪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险记》五部作品(其数量占这八卷本全集的一多半以上)。真可以说,塞万提斯有一个硕果累累、光彩照人的、达到天才之颠的晚年,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里,他下笔如神,将他一生中酸甜苦辣的生活积淀,犹如汹涌澎湃的黄河之水从天而降,全部倾泻于纸上。这也是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

  总之,今天经过这么多年的培育和努力,我国西班牙、葡萄牙语文学翻译队伍终于成长壮大起来,形成一支不容忽视的文学翻译新军。

  关于我自己的翻译经历,一般来说出版社来找我时,只要我认为题材合适,我的业余时间允许,就会接受翻译任务,并签订合同。1992年漓江出版社“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主编刘硕良先生约我翻译19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西班牙剧作家埃切加赖的作品并要求附上具有学术价值的前言介绍。对这位作家我情有独钟,便欣然接受。于是便利用在西班牙访问的有利时机,收集、阅读了有关这位剧作家的大量资料。他一生写了50余部剧作,我从中选了三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回国后,由于教学和其他杂事繁多,无法在限定的时间内自己单独译完这三部剧作。于是便请丁文林老师与我的学生孙海清(现在美国任教)分摊翻译任务。于是我们三人各自承担翻译一部剧作,最后由我统稿。这三部剧作最后定名为《伟大的牵线年出版。后来外国文学研究所前所长吴元迈先生受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委托,编撰一套《20世纪文学泰斗》丛书。他向我约稿,于是我便与他讨论“泰斗”一词的含义以及入选的标准。并与他探讨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泰斗级别问题。在他首肯后,我便推出一部类似于章回小说形式的、有关埃切加赖生平轶事的《埃切加赖》(2001年)。埃切加赖曾经三次被任命为西班牙王国的财政大臣。在其任上努力拯救自1898年美西战争失败后陷入重重危机的西班牙财政,仅用一年时间,治理整顿就富有成效,为西班牙的繁荣发展做出贡献。他既是银行家、数学家,又是剧作家。这位两院院士——西班牙语言科学学院院士、西班牙自然科学院院士创建了西班牙国家银行。他的生平极其具有传奇色彩,其肖像被印在流行于西班牙的纸币上。

  此外,我翻译了一些其他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有阿斯图里亚斯的《危地马拉的周末》,帕斯的文论《超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很长,翻译的难度很大。我在文论知识方面是个瘸腿,为此译作花费了不少精力。此外我还编写了一些东西,比如《二十世纪欧美文学史》(北大出版社出版)。我承担了西班牙、葡萄牙部分的撰写工作。后来又参加了李赋宁先生为总主编的、三卷集的《欧洲文学史》(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全部工作。我们六位新编《欧洲文学史》编委会的成员经历了历时数年的撰写与编校工作,最终于2001年使该书出版问世。该书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项目。我在其中还负责撰写了西班牙、葡萄牙文学部分。

  关于本学科的教学经验,我的想法也许不一定对。北大外文系和北外都是传授外语的教学单位,但在教学上还具有各自的特色。北外虽然业已不归外交部管辖,但他一直比较强调语言实践能力的培养,而且也偏重于这方面课程的设置。当然北大的西方语言文学系和东语系过去也都为外交部培养过外语人才。但是作为综合性大学外语系所具有的重视文学特点不应减弱。语言实践能力是基础的基础,这没有问题。不懂语言就没法研究外国的文化和文学,仅靠第三者的翻译是无法进行全面研究的,只有自己去看,去体会。综合性大学的北大具有学科齐全的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应充分利用。我在北外打了语言基础,在北大扩大了知识面,享受到北大综合性学科的资源,听老先生讲学,增长了我的知识,扩大了视野,可以说,裨益终身。所以外语系(过去称之为的西方语言文学系,东方语言文学系,俄语语言文学系,现在统称为外国语学院,不叫外国语言文学院)原有的特点不能遗弃。当然首先要把基础语言夯实,因为这是未来工作的手段、工具,但也要看到,北大外文系的特色在别的外语院校还真是少见。

  另外,我还有一个看法,我们是学外语的,但是中文也相当重要,因为你总是要把外国的东西介绍给中国或把中国的东西宣扬出去。如何重视或提高学生现有的中文水平至关重要。赵振江教授曾经讲过这么一件事,有一次前外交部长李肇星陪一个拉丁美洲代表团到北大参观。他利用代表团成员还没有走出临湖轩的时候,他把赵振江拉到一边,语重心长地嘱咐道,“北大西语系一定要把学生的中文抓好,现在分来的大学生写的中文报告,汉语都不太灵光。”当然李肇星不仅英文底子好,又是“诗人”外长,中文也不错,他要求的也许高一些。但是他认为,现在的外语系学生的汉语是软肋,这可能是不争的事实。搞外语的绝对不能忽视中文。中外两种语言犹如人们的两条腿,不管缺了那条腿,都会变成瘸子。

  由于历史原因,我们这代70多岁的人走过不少弯路,是瘸腿(至少我是这样),有些东西还是后来恶补的,虽然课是补了,但是还是觉得不够,比如宗教知识很欠缺,碰到这种问题不知如何处理才好。西方文艺理论也很欠缺。虽然以前在日伪统治时期被迫学过日语,后在中学学过英语、俄语,但是中学毕业以后就再也没有太多的机会接触它们了。除了西班牙语外,都难以达到得心应手的程度。像我们院里的一些前辈老先生,他们在当时生活的环境里除了掌握其所传授的专业语言外,至少能通晓另一门外语。这样他们接触的资料会更多,眼界比我们更开阔。回头再看我们的译作或写出的其他东西,总会发现一些硬伤。这不是客气话,也不叫疏忽,而是客观存在。我们只有不断地学习提高才能补上这个缺口。

  现在学生们的学习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在过去,仅以西班牙语的学习条件而论,我们学习的时候没有一本可用的工具书,后来才找到一本1915年中国驻墨西哥、西班牙代办公使谭亦豪编写的《吕宋华文合璧字典》(当时国内把西班牙叫大吕宋,菲律宾叫小吕宋)。在这本书之后,西班牙天主教的传教士们为了传教方便,在1931年西班牙传教士路易斯·玛利亚·涅托编写了一本《班华字典》。后来他在上海又出版了一本《华班字典》。1943年另一位西班牙传教士伊格纳西奥·伊巴涅斯用福田方言编了另一部《班华字典》。尽管名为字典,但它们收入的词量极少,一般的常用词很难找到,但是没用的或很少用的词反倒有,如“连珠屁”。上述书籍均用词陈腐,很多解释似是而非,甚至无法理解,谬误极多,无法适应学习、工作需要。后来我还找到高桥正武编著的《西和辞典》(1958年版),收入的词量不算少,虽然其释文为日语,但是至少有点汉字穿插其中可供解惑时参考。1959年才见到收集词量有限的《西汉词典》(商务印书馆发行),直到1982年才出版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编著的《新西汉词典》。这是国内第一部中型的西班牙语工具书。听力材料也极其匮乏,如果有人说,咱们去听外电广播,那简直是“痴人说梦”了。当时的学习条件一直是很差的,当然也是在逐步改善。

  我的体会,学习另外一种语言,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必须到当地的语言环境里去生活一个阶段,对语言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作为访问学者我出去过几次。有一次是利用教委的奖学金去西班牙收集资料。我带着为编写《西班牙文学史》的目的去收集资料,目标明确,收益颇大。在收集资料方面,现在也比我们那时候方便多了,从电脑里就可以调出需要的资料。当然这是时代进步的体现。我们那时候在国外收集资料也是困难重重,找到之后只能挑选出最重要的复印带回,有不少只得割爱舍弃。不过出去看看还是大有益处,但出去要有目的,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学习外国语言如果不去当地生活一段时间,对运用这门语言的熟练程度和感性认知就是大不一样。

  关于西班牙文学,我再说几句。现在市面上有北大出版社出版的两部文学史:《西班牙文学史》和《拉丁美洲文学史》。仅从它所涉及到的文学发展脉络的时空跨度来看,目前还没有其他版本超过这两本书的。最早的版本是我的老师孟复先生的《西班牙文学简史》,后来的是董燕生教授的《西班牙文学》。这部作品简明扼要,脉络清晰,只是略嫌篇幅短了些,这是由于出版社限制字数所致。此外,还有上海外国语大学张绪华教授的《20世纪西班牙文学》。后来就是我编写的《西班牙文学史》(2006年出版)。2007年北大王军教授出版了一部专著:《20世纪西班牙小说》(《21世纪西班牙语系列教材》)。该书作者将西班牙小说置于西班牙百年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宏观背景中进行剖析,详尽地阐述了这个欧洲现代小说发展的策源地——西班牙在小说创作领域所取得的长足进步。另外还有外文所所长陈众议研究员的专著《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研究》(译林出版社)以及他与王留栓合写的《西班牙文学简史》(《外国文学简史丛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从上述作品中可以看到西班牙文学研究的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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